作者简介： 黄北平，副主任医师，四川达州黄北平口腔门诊部负责人，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口腔系（现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1984年至1998年在达州市达县地区医院口腔科工作；1998年至2012年在达州市红十字会口腔病防治所任所长。著有《苍天大地》，《巴山猎王传奇》，《第二父母》《华西坝的钟声》等文学作品；中国大众文化学会口腔文化专委会委员。

文| 黄北平

随着 19世纪初《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朝政府给予了巨额的赔款，全国通商口岸也对西方国家进行了开放，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也逐渐引入到中国。

在 1930 年之后，中国已经出现了很时髦的三种手艺人。这就是镶牙匠，钟表修理工，和照相师。比中国传统的木匠，石匠，铁匠明显高人一等。

那个时候如果哪一个人口里面镶了金牙齿，手上能带上一只手表，或者能照几张照片，这就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也是非富即贵的表现。

据黄锐老师讲，当时有一位日本镶牙医生叫巴平，来到了四川成都后，开了一间镶牙馆，生意非常红火，由于人手不够，他就招收徒弟。

因为镶牙的收费很高，镶牙师的工资也就水涨船高，很多大户人家托人花重金来拜师学艺。据说收一个徒弟学费都要三十到五十个银元，而且学习时间还没有工资。

这些学生在学成之后，便开始自己去开牙科诊所，为他人镶牙齿。而且自己也收费带徒弟。

黄锐老师的父亲家住四川眉山县，也花了二十个银元，拜在了巴平徒弟的门下，经过两年的刻苦学习，学成之后也在眉山开了一家镶牙馆。黄锐老师的父亲还花了 20 个银元，托他的师傅在巴平那里买了一把拔牙钳。据说，这把拔牙钳是巴平托人找黄天启在加拿大买的。

黄锐老师受父亲的影响，于 1951 年考入华西医科大学口腔系，与王大章，邓典智，罗颂椒同班。

解放之后的 1955 年，黄锐老师父亲的诊所来了一位彝族人，这位彝族人因为语言的问题，只得用手语和黄锐老师的父亲交流，示意黄锐父亲自己手里有一些鸦片，问其是否有意愿买下。黄锐老师的父亲考虑到鸦片在一定程度上有止痛的功效，便买下了半斤鸦片膏。

后来黄锐老师的父亲因被人举报，并以贩卖毒品罪判刑三年，被遣送至新疆去服役。

那个时候黄老师已经在华西医科大学口腔系读四年级了。在临走之前，黄锐老师的父亲便嘱咐家人将他所使用的这把德国制造的拔牙钳留给自己的儿子。

1956 年，黄锐老师口腔专业毕业之后，分配到四川省达县地区医院口腔科。

黄锐老师的父亲在新疆三年服刑期满之后，也并未如期刑满释放。因为新疆地广人稀，人力物力严重匮乏，所以黄老师的父亲便被强行留在了新疆，在一个农场，当了一个工人。 1973 年，黄锐老师的父亲多次向单位领导申请，领导终于同意他的夫人也到新疆，和他一起生活。同时他向上级申请，自己有镶牙这门手艺，领导便同意他为农场的人员镶牙齿，并获得一定的劳动报酬。

就这样，黄老师父亲便买了一辆自行车。每天骑着自行车，驼着镶牙工具，穿梭于每个农场，为有需求的人拔牙和镶牙。有了这门手艺，黄老师的父亲比起其他服刑人员，生活也算是丰衣足食了。

1980 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决定为全国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

黄锐老师的父亲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便主动向政府申诉自己的情况，自己当时并没有吸毒，原意就是买鸦片去救治个别疼痛难治的病人，更没有贩毒的事实依据。

上级部门按照正规程序重新审阅了这起案件卷宗，认定为一起冤案。

1985 年，黄老师父亲被平反，但那接近三十年的服役劳动，也并没有得到任何应有的赔偿，不过能平反昭雪，也就感恩戴德了。

黄老师父亲平反之后，回到了眉山，因为年龄过大，加之身体各方面的原因，也就没再开牙科诊所为人拔牙、镶牙齿了。

黄锐老师在医院工作期间，非常珍视父亲给他的这把拔牙钳。在日常工作期间也拿出来和科室的同事一起使用，每当有病人需要拔牙时，这时这把拔牙钳就可大显其功效，起着其他拔牙钳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1990 年，将青春和热血都献给了大巴山老区的黄锐老师，在达县地区医院工作了 33 年之后，还是想回到成都平原安度晚年。因为黄老师的儿子女儿都在彭州上班，经过领导同意协商，黄老师被调到彭州市人民医院。

离别的前一天，黄锐老师把我叫到他身旁，对我说：“小黄，我们在一起工作那么多年了，我对你也是十分了解，我知道你是一个尽职尽责、有上进心的青年人，在我即将离开达州之前我想送你一个礼物”。说完这句话，黄老师就起身去拿了拔牙钳，当着全科室的面，讲述了这把拔牙钳的来龙去脉（其实科室里的老同事都知道），并把它交到我的手上，对我说：“小黄，这把拔牙钳于我而言非常重要，它使得我在工作期间对于病人的救治更加得心应手，你也用过，相信你也知道它有多么的好用，现在我将它赠予你，希望你用它来帮助更多的病人远离牙齿的疾病，赋予它更多有意义的价值”。

听到这些话我心里又激动，又带有悲伤，激动的是感谢黄锐老师对于我的信任，悲伤的是黄锐老师即将离开我们，不知道何年何月我们才能再见面。

我带着复杂的思绪，接过了黄锐老师手中的拔牙钳，并对黄锐老师说：“黄老师，您放心，我一定不负您所望，用这把拔牙钳来救治更多的病人。”

1998 年后，我便开始自己开牙科诊所，这把拔牙钳也跟随我离开了医院，一直使用到现在。我估计这把拔牙钳还能正常使用 200 年。

我后来参加过大大小小的医疗器械展销会，但却从未见过和这把拔牙钳在外形上一模一样的，这就使得它在我心里独一无二的地位更加重要了。

这把拔牙钳，不论是于我，还是黄锐老师，亦或是黄锐老师的父亲而言，在不同时期赋予了其不同的意义。它帮助了数不尽的患者脱离了牙痛的苦海，它见证了黄锐老师父亲生活的那个动乱、劳苦的年代，见证了黄锐老师从广袤的平原到贫穷落后的山区开创口腔工作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我们生活的和平年代，以及民营口腔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再到蓬勃发展的变化过程。

它不是一把拔牙钳，而是一位历史的见证人。 现如今，这把拔牙钳，还是我初见时的那样锃亮，并未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变得锈迹斑斑。我曾一度想过，在我退休以后，将这把拔牙钳捐赠给博物馆进行收藏。让后辈们能够知道它的故事，知道它的独特意义。 （图由作者提供）

（《牙医纪事》专栏 由中国大众文化学会口腔文化专业委员会、《口腔观察》新媒体联合推出）